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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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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
蘇聯
納粹德國元首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主席希特拉
蘇聯最高領導人（ 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與部長會議主席）史達林

一些研究者對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進行了比較，這些研究者從兩者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尋找異同，尋求兩種政權的聯繫，以及為何兩者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的問題。有關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被爭論過。[1]在20世紀，在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對比中聚焦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人性的話題。這兩種制度被認為與西方自由主義水火不容，重在強調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間的相似性，同時兩者間的差異被縮小。[2]漢娜·阿倫特、卡爾·腓特烈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是對這一「極權主義」解讀的著名擁護者。[3]極權主義模式在1970年代被從現代化方面理解蘇聯的政治學家挑戰，[4]還有功能主義學派歷史學者馬田·布羅薩特（英語：Martin Broszat）和漢斯·莫姆森（英語：Hans Mommsen），二者提出納粹體制太混亂而不被認為是極權主義。[5][6]被冷戰期間政治學者的理論基礎主導的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的比較，現在接近於實證研究的基礎，由於大量可以獲得的資訊。然而這仍然是被學術研究忽略的領域 。[7]

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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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庫爾特·舒麥加名言稱共產黨人是「紅色納粹黨人」，[8]而且兩種運動使彼此獲得權力成為可能。

雖然納粹黨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共產主義，阿道夫·希特拉及其他納粹領袖頻繁表現出只有蘇聯是他們所能找到的革命和意識形態的同路者的認同。[9]阿道夫·希特拉仰慕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10]許多場合希特拉公開讚揚史達林，而且他明確評述史達林尋求清除蘇聯共產黨中的猶太人影響，尤其是清洗列夫·托洛茨基、格里高利·季諾維耶夫、列夫·加米涅夫、卡爾·拉狄克之類的猶太人黨員。[11]

生命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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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種族垃圾

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彼此強調烏托邦式生命政治學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生殖方面。[12]這一強調，並不是唯一的，在當時許多歐洲國家嘗試優生學的情況下，而且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的理想截然不同。[12]關鍵的相似之處在於生育政策與國家意識形態目標的聯繫。[13]然而兩種制度之間的觀點上有重大差異。史達林的蘇聯從不官方支持像納粹那樣做的優生學——蘇聯政府稱優生學為「法西斯科學」——即使儘管事實上蘇聯有優生學家。同樣兩種制度對家庭與有償勞動之間的關係有不同觀點——納粹主義提倡一個男性持家的家庭，而史達林主義提倡兩個工薪階層的家庭。[14]

納粹德國、蘇聯和法西斯意大利都高度集中於低出生率。[15]蘇聯和納粹德國的生育政策通過他們的醫療體系主管——兩種制度都視醫療為發展他們設計的新社會的支柱。[16]當時蘇聯從頭設計公共醫療體系，納粹德國基於德國從1883年起由奧托·馮·俾斯麥的法案發展起來的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公共醫療程序的已有的公共醫療體系。[16]納粹注重德國的醫療體系以推行納粹在這方面的意識形態上的組成部分，並且把已有的志願的和政府公益機關替換成新的迎合種族衛生及其他納粹意識形態的成分的機關。[17]

共產黨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於1920年隨着俄羅斯優生學院的建立而接受優生學，次年建立蘇聯科學院優生局。[18]

政治暴力和暴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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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都在運用大規模暴力。[19]史達林蘇聯與納粹德國都運用國家機關領導集中營——蘇聯的NKVD和納粹黨衛軍。[19]兩種體制都以排外思想為基礎實行暴力反對少數族群——納粹的排外暴力明目張膽但解釋成反對「不合群的」元素，而史達林主義的排外暴力掩飾成反對「危害社會的」元素——那就是針對散居的民族的術語。[20]

史達林的蘇聯和納粹德國都是暴力社會，那裏大規模暴力都受國家認可，如1937至1938年蘇聯大清洗和納粹德國及其二戰期間佔領區的大屠殺。[21]史達林蘇聯建立了包含有犯罪前科者、罪犯、無業流民、剝奪選舉權者及「反階級成分」在內的「危害社會的」或者「社會危險」者被驅逐進去的「特別定居點」。[22]「特別定居點」大量設置在西伯利亞、北極、烏拉爾山區或其他不宜居住的地區。[23]1933年7月，蘇聯以他們的種族劃分為基礎有效地大規模逮捕了5000名羅姆人，他們在那一月被驅逐到西西伯利亞的「特別定居點」。[23]1935年，蘇聯逮捕了160,000無家可歸的人和少年犯並把大多數送到NKVD勞改營實施強制勞動。[24]

與納粹主義相似，史達林主義事實上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在蘇聯實行種族驅逐，有總共3百萬蘇聯公民被處以基於種族的重新安置。[25]第一次大的種族驅逐發生於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其間60,000名庫班哥薩克受整個集體的刑事指控為對抗社會主義與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同流合污。[26]從1935年到1936年，蘇聯驅逐了居住在烏克蘭西部的波蘭裔和德裔蘇聯公民，以及蘇芬邊界上的芬蘭裔蘇聯公民。[26]1935年到1936年的這些驅逐影響了上萬戶家庭。[26]從1937年9月到10月，蘇聯當局從遠東地區把朝鮮人驅逐到日佔朝鮮。[26]蘇聯當局宣稱這一地區是「日本人耕種的肥沃土壤」——意味着蘇聯懷疑朝鮮人可能暗中和日軍聯手統一日佔朝鮮。[26]超過170,000名朝鮮人從1937年9月到10月被驅逐到蘇聯中亞部分的偏遠地區。這些基於種族的驅逐反應了史達林主義政策的基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懷疑這些人對外國資本主義影響敏感，以及基於復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蘇聯排外主義」新趨勢。[26]

1941年納粹德國向蘇聯宣戰後，蘇聯發起了另一個大規模的種族驅逐。第一個以蘇聯德意志人為目標，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間，900,000人——超過已有蘇聯德意志人社群的70%——在大規模行動中被驅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27]第二波大規模的種族驅逐發生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間，其中蘇聯當局驅逐六個族群（巴爾卡爾人、車臣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和卡爾梅克人）計有900,000人。[28]二戰間及之後還有小規模涉及種族清洗和散居民族的行動，其中數萬名克里米亞保加利亞人、希臘人、伊朗人、肯什人、庫德人和麥斯赫特土耳其人從黑海和外高加索邊境地區被驅逐。[28]

兩個少數民族受到史達林的蘇聯特別針對性的迫害，就是車臣人和印古什人。[28]不像其他會被懷疑擁有外國國籍而與之相聯繫的民族，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完全是蘇聯本土民族。[28]相反，蘇聯宣稱這些人的文化不與作為一個整體的蘇聯相適應——像是因與「土匪主義」的聯繫而逮捕車臣人——並且宣稱蘇聯必須介入以「再造」和「改革」他們的文化。[28]事實上這意味着實行全副武裝的懲罰性行動反對車臣「土匪」未能實現其強迫同化，導致蘇聯當局1944年做出大規模種族清洗行動從高加索逮捕超過500,000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到中亞和哈薩克斯坦以「解除」車臣-印古什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占人口30%）。[29]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驅逐也造成上千人的徹底的大屠殺，以及針對被驅逐者的惡劣條件——他們被送進拆封的火車廂里，在乎沒有任何食物的四周的行程里許多人因為飢餓和虛脫而死。[30]

1939年納粹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後納粹德國把布列斯特控制權移交給蘇聯，期間在史達林像面前交談的德蘇兩國士兵。

納粹和史達林主義的驅逐之間的主要不同在於：納粹德國清洗種族以使德國人遷入被清洗的區域，史達林的蘇聯推行種族清洗為了從戰略上重要的地區清除少數民族。[31]

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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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諾爾特、安德烈亞斯·希爾格魯貝爾（英語：Andreas Hillgruber）及其他歷史學家於1980年代的作品對比了阿道夫·希特拉和約瑟夫·史達林的政策，並且指出蘇聯和納粹德國集中營體系的共同之處。[32]

瑪嘉烈·布伯-諾伊曼在她從共產（1937-1940）和納粹（1940-1945）集中營的回憶錄中發現兩者統治的方法非常相似。從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被釋放之後她總結了以下觀察：[33]

在希特拉和史達林的這些罪狀之間，依我之見，只存在着數量上的差別。當然，共產主義作為思想一開始就是正面的，而且國家社會主義不再是正面的；的確，從它的起源及其開始後，犯罪就在其目的和程序之中。我不知道是否共產主義思想、理論已經包含了基本錯誤，或者僅僅是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的實踐背叛了原始的思想並在蘇聯建立起一種法西斯主義。[34]
— 在兩個獨裁者之下：史達林和希特拉的囚徒（300頁，位置6456，Kindle版）

創造「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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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都共用一種創造「新人」的意識形態的觀點，都把「資產階級」的世界定義為落伍的舊世界，而且都完全拒絕自由主義，以及個人權利和自由，在此他們追尋創建新的、思想褊狹的現代社會。[35][36]對新人的這一觀點在兩者之間有所不同，史達林主義想像新人必然涉及全人類的解放——一個全球的和無民族性的目標，而納粹想像新人是能在歐洲組織新的種族結構的優等民族。[35]兩種體系都大量運用政治宣傳，還有史達林重塑新「蘇聯人」的嘗試。[37]


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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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和納粹德國都展現出軍國主義。[38]都把重點放在創立「黨軍」，就此而言蘇聯的政治委員與1943年引入的「國家社會主義指導員」相當。[9]

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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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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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柯南·費沙（Conan Fischer）指出被看作與形容詞「國家」分不開的納粹是在真摯的使用形容詞「社會主義」，而且意味着那是優等民族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下層社會和被壓迫的尋求正義和平等權」的社會主義。[39]然而兩者意識形態都贊成「無產階級國家」理論，列寧只是在它進入意大利後接受的。[9]

再者，在希特拉出於「戰術」原因慷慨激昂宣稱帶着社會主義陳詞濫調的1920年黨綱「不可動搖」的時候，事實上「許多黨的程序的段落明顯不過是在他們處於惡劣的困境並且認同激進甚至社會主義的口號的時候煽動性的吸引下層的情緒……例如，11點……12點……國有化……16點……公社化……投給仍在堅持的德雷克斯勒和菲德爾，他們明顯很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40]實際行動中，這類觀點更多是口號，「其中大多數隨着黨獲得權力而被遺忘……納粹領導人自己後來就為有些人仍在堅持其中的一些而尷尬。」[40]同時史達林堅持他的完成國家的國有化和公社化的實踐。

兩種方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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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體制的一些特性都被認為是兩者的差異和相似之處。

兩種制度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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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中，共產主義研究（英語：communist studies）學者斯特凡·庫爾圖瓦指出納粹體制承襲了出自蘇聯的鎮壓體系，尤其是從古拉格體系，以及大清洗時期與納粹政策相似的地方。庫爾圖瓦認為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是略有不同的極權主義體系。他聲稱「最近，試圖把納粹的大屠殺定義為唯一的暴行的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專注已經阻礙了其他發生在共產主義世界的可比較的級別的事件的評價」。庫爾圖瓦聲稱「對『階級』的清洗很可能相當於對『種族』的清洗，而且在蘇聯饑荒中孩子的餓死」「等同於」華沙猶太區的猶太人兒童的餓死。[41]

庫爾圖瓦的的觀點受到安妮特·維維奧卡（英語：Annette Wieviorka）的反駁，他宣稱庫爾圖瓦試圖以共產主義的紀念替代納粹罪行的紀念，並且取代納粹暴行的解釋。[42]歷史學家阿米亞·威拿（Amir Weiner）反對庫爾圖瓦的解釋。他指出「第三帝國的四年滅絕機器，僅僅因為戰敗而終止，仍然超過其他任何災害，即使在犧牲人數成為主要關注對象的時候」，而且俄國的農民「沒有像納粹世界的猶太人和其他種族類型那樣的完全成為滅絕的目標」。威拿宣稱納粹和蘇聯的比較是有瑕疵的，因為「在史達林的繼任者打開古拉格的大門的時候，他們允許3百萬囚犯回家。當盟國解放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時候，他們發現上千瘦骨嶙峋的人苟延殘喘等待着他們被不可避免的處死」。[43]

經濟學和共產主義研究學者史提芬·羅斯非爾德（英語：Steven Rosefielde）使用術語「Red Holocaust」作為表示共產黨政權鎮壓的術語。[44][45]

有關這一比較的歷史和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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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或者更確切的說是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被相互比較有着很長時間的傳統。192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在黨魁赫爾曼·梅拿的領導下，接受了「紅色等於褐色」的觀點，也就是說共產黨和納粹黨表現出了對自由民主制的相同的威脅。[46]1930年代，庫爾特·舒麥加極好地評述了兩種運動使彼此獲得權力成為可能。他指出立場堅定的史達林主義的德國共產黨是「塗成紅色的納粹黨」。[47]這一比較被蘇聯政府高度發展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和共產國際（包括德國共產黨）影射，根據這個理論，社會民主主義是法西斯主義許多形式的一種，還有納粹主義和其他意識形態。[48]

《極權主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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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代表作《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年），描述並分析了20世紀的兩大極權主義運動，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她總結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極權運動，尋求清除所有對國家權力的約束。[49]

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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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個研究機構集中於對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共產主義的分析，以及對比性的研究，包括德國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研究所（英語：Hannah Arendt Institute for the Research on Totalitarianism）、捷克極權主義政權研究所（英語：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和波蘭國家紀念研究所。

在現代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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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比較長期引起政治爭議，[50][51]，並導致1980年代德國歷史學界的糾紛。[52] 這一爭自從蘇聯的倒台及歐盟向前蘇聯國家擴展以來仍在繼續，產生了諸如歐洲良知和譴責共產主義罪行布拉格宣言及諸多與此相關的宣言，主要受到大多數受過史達林主義影響的歐盟成員國支持。

東歐劇變後，像歐盟和歐安組織之類的歐洲實體越來越把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或者有時是更廣泛的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看作是極權主義的兩種可比較的形式。越來越多的努力把兩者在紀念館、公共紀念碑以及紀念日、紀念活動中聯繫起來。

2008年捷克政府發起並由瓦茨拉夫·哈維爾等人簽署的歐洲良知和譴責共產主義罪行布拉格宣言，被稱作「關於極權主義統治，尤其是共產主義統治罪行的共同接近方式」以及用於「全歐洲達到認識納粹和共產極權統治都通過他們自己在他們系統性運用極端形式的恐怖、壓制所有公民和人權自由、發動侵略戰爭和消滅和驅逐整個國家和人口中的群體作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中的駭人聽聞的功過判斷為毀滅性的；而且由此應該被認作是摧殘20世紀的主要災難」。[53]

希臘共產黨反對布拉格宣言並批判為「歐盟理事會、歐洲委員會和歐洲議會中的資產階級政治人員主導的新升級的反共癔病。」[54]不列顛共產黨認為布拉格宣言「是反動歷史學家的持續性的鞭屍嘗試來給蘇聯共產主義和希特拉法西斯主義畫上等號，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和羅拔·康奎斯特舊的誹謗遙相呼應。」[55]

「承認納粹大屠殺唯一性」的歐安組織（OSCE）維爾紐斯宣言（英語：Vilnius Declaration），稱「20世紀歐洲國家經歷了兩大極權統治，納粹和史達林主義，帶來了種族清洗、人權及自由的侵犯、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56]《經濟學人》指出「雖然俄羅斯抗議，史達林和希特拉一樣邪惡」但是指出「辯論不會改變世界：議會僅僅是歐安組織56個成員一邊的空談俱樂部。其決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57]

2009年起，歐盟官方紀念歐洲史達林主義和納粹主義受害人紀念日，[58]2008年由歐洲議會宣佈，[58]並於2009年由歐安組織批准，[59]並被一些國家官方稱作黑絲帶日（包括加拿大）。[60]

歐洲議會議長漢斯-格特·珀特林指出「兩個極權主義體系（史達林主義和納粹主義）都是相提並論且駭人聽聞的」。[61]

在一些東歐國家否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罪行已被明令禁止，而且捷克前外長卡雷爾·施瓦岑貝格指出「極權主義制度被相同的標準衡量存在根本上的憂慮」。[62]然而，歐盟委員會拒絕了歐盟範圍類似的法案請求，因為缺乏成員國的一致認同。[63]

歐盟建立了最初由布拉格宣言提出的教育計劃歐洲紀念和良心平台（英語：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以推進歐洲範圍內對極權主義罪行的平等評估。一些歐盟成員國建立了政府機構和研究機構評估極權主義罪行的工作，描繪出了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間或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平行線。這些包括捷克極權主義政權研究所、波蘭國家紀念研究所、立陶宛納粹及蘇聯佔領統治罪行評估國際委員會（英語：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Crimes of the Nazi and Soviet Occupation Regimes in Lithuania）和匈牙利恐怖之屋博物館。歐洲議會所有黨派參與的團體歐洲歷史和解組（英語：Reconciliation of European Histories Group）建立以推動歐盟範圍內公眾了解所有極權主義統治的罪行。

俄羅斯立法機關接受的一份聲明稱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比較是「對所有反法西斯運動的老兵、納粹大屠殺殉難者、集中營囚犯和上千萬人……為了反抗納粹反人類的種族理論的鬥爭中犧牲的生命的褻瀆」。[64]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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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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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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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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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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