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

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鎮留存的新生活運動標識。青天白日是中國國民黨標識中常用的設計元素，所書內容「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亦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常見銘言。

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是1934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公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一再教導人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扔垃圾，養成整潔習慣等。最後因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內戰失利「暫停辦理」。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之一種混合物。

緣起

「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1934年2月17日，蔣中正在南昌於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演說中，蔣中正指出：

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

他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手段。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齊集百花洲附近之樂群電影院，參加擴大之總理紀念週。剛從南京過完春節回到南昌行營，蔣在會上發表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講演，正式揭開新生活運動之序幕。「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如狂風掃蕩社會的落後狀況，並以柔風鼓吹社會的生活力與正當精神。」

南昌行營舊址

宋美齡於新生活運動中縫衣照，後任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

其實，與新生活運動有關準備，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跡可尋。1932年4月，蔣中正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

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重要思想，這是蔣介石對挽救中國危亡的一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思想一脈相承。國父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裏提出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係恢復固有的道德。他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舊文化中的精華，例如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中正口中之「八德」）等舊道德視為糟粕一併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由是，中國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權威。

新生活運動在思想層面上，融合了中國傳統禮教等級思想、國家主義，以至基督教價值觀元素，這可見於蔣發起新生活運動過程中的言論與做法。

有謂蔣中正在巡視時看見一個吸紙煙小孩，有感國民生活不堪，萌生發起新生活運動的意念。對蔣中正這件「軼事」的說法甚多，這事道出了新生活運動出發點——從國民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到全面社會風氣革新。

內容

芝加哥唐人街牌樓背面，上書「禮義廉恥」。

蔣強調新生活運動之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即通過生活層面之革新再造，使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禮義廉恥之精神發揮出來，進而達到更高目標，找到「今日立國救民唯一之要道」。要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禮義廉恥」（四維）是新生活運動中心思想。新生活運動想要做到，不僅是表面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¹。蔣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運動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

三化

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生活運動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理論行動指引，在各篇演講中強調務必達到軍事化嚴格標準。規矩、清潔活動，「三化」原則（「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及勞動服務運動是蔣為新生活運動規定之要求，但是蔣發起此運動，目標並不僅止於此。此「三化」在〈新生活運動的意義與推行之方法〉一文中有簡單指示：

“ 新運的目標，在使國民之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與藝術化。軍事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重秩序，守紀律，一切動作能迅速確實，共同一致。生產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消極的崇尚儉樸，減少消費，愛用國貨；積極的更能勤苦工作努力生產，多為社會服務。藝術化者：在使一般國民能尚整齊，愛清潔，一切事物由整潔而自然美觀……。 ”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中正即有這樣的陳述：

“ 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

蔣舉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臉」、「吃冷飯」的例子來說明日本人「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故此要求中國人民達致同樣的標準。由此可見，提倡軍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於「安內攘外」，藉此提高國民政府動員人民之能力，一方面與中共抗衡，同時也為準備對付來自日本的威脅。

1936年，蔣中正又在演說〈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將「軍事化」等同「現代化」：

“ 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由此可知我們的生活要「科學化」、「軍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徹底剷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實實在在力行「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新生活。 ”

總括而言，蔣中正的想法是從人民的基本生活開始，改善其習慣與素質，以達致「救國」、「復興民族」的目標。

活動

新生活運動總會曾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 ，戰前的新生活運動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稱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戰前曾說：「中國有三件不可輕視的大事，就是整理軍備、整理財政和新生活運動。」

組織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蔣自任會長，鄧文儀任主任幹事，蕭純錦任副主任幹事，李煥之任書記。次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召開首次幹事會議，研究制定新生活運動推向社會各項規劃、章程，會議決定以南昌為試驗區，逐步推行。3月1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南昌公共體育場召開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南昌20餘萬市民中有10萬人被要求參加大會，這在南昌城中前所未有。蔣中正、宋美齡夫婦出席大會，蔣發表《力行新生活運動》演說。統領全國各地新生活運動之工作。3月18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又組織市民新生活運動提燈大會。

1934年6月，蔣中正親自擬定《新生活運動綱要》，7月頒行全國。7月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成立，蔣仍任會長，熊式輝、鄧文儀分任主任幹事和副主任幹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簡稱「新運總會」，各地組織簡稱「新運會」。

1935年年底，蔣中正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新生活運動已發展至全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生活運動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

1936年2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南京下設婦女指導委員會（簡稱「婦指會」），宋美齡任指導長。到1938年5月，國統區的婦女抗日救亡團體已有105個。其中影響最大的兩個全國性的組織是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和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簡稱「婦慰總會」）。1938年5月1日，宋美齡在廬山召開各界婦女座談會，與會者48人，包括中共代表鄧穎超、孟慶樹，決定將新生活指導委員會改組成全國性領導婦女參加抗戰建國的總機構；會議還通過了國統區婦女運動的共同綱領《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大綱》，提出抗戰時期婦女工作的任務是：「有計劃有組織地來推動全國婦女大眾，參加神聖的抗戰建國工作」，各黨派團結合作是抗戰最大需要。1938年7月1日，改組成立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簡稱「婦指會」），成為包括各黨派婦女代表人物參加的、具有鮮明統一戰線性質的婦女救亡組織。改組後的婦指會作為全國性的婦運領導機構吸收了國民黨、共產黨、救國會、基督教會、無黨派等各方面的婦女代表。設在武漢：

• 常務委員：李德全、吳貽芳、曾寶蓀等10人
• 指導委員：曹孟君（南京婦女救國會，地下黨員）、鄧穎超、孟慶樹、康克清等36人
• 總幹事：張藹真（基督教女青年會）
• 副總幹事：陳紀彝（基督教漢口女青年會總幹事）
• 總務組：組長謝蘭郁（無黨派）
• 訓練組：組長劉清揚（救國會），皖南事變後黃翠峰（黃翠鳳），1942年8月張藹真兼
  • 指導股長郭見恩
• 文化事業組：組長沈茲九（救國會，主編《婦女生活》），1941年1月冰心，1941年7月李曼瑰
  • 編輯股長羅瓊
  • 通俗教育股長羅叔章
• 生產事業組：組長俞慶棠（無黨派）、1939年初張惠文。
• 生活指導組：組長黃佩蘭（國民黨）
• 慰勞組：組長唐國楨（國民黨），1942年8月黃翠峰
• 兒童保育組：代理組長鈕珉華（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經濟幹事，天主教）、胡惇五、1941年陳紀彝代理、1942年8月熊芷
• 戰地服務組：組長陳逸雲（國民黨）。1941年3月併入慰勞組。
• 聯絡委員會：主任史良（救國會）。1942年張藹真兼，1944年11月劉我英代理
• 鄉村服務組；1939年10月增設。組長謝緯鵬（國民黨）、王敏儀

皖南事變後，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撤出，婦指會完全失去了統一戰線組織的性質，不再發揮婦女界團結抗戰的領導機構和活動陣地的作用，而是演化成為一個從事抗戰工作和社會福利事業的民眾團體。

1936年3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任總幹事，負責實際工作。此後，新生活運動組織仍在擴大。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推行

歌曲作為新生活運動社會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國民》、《國民道德》、《有禮貌》、《扶老助弱》、《勇於認過》、《敬尊長》、《明是非辯曲直》、《愛弟妹》、《意志要堅定》、《見義勇為》、《遵守秩序》、《純潔的心》、《自省歌》、《愛惜公物》、《公共衛生》、《整容儀》、《衣服要樸素》、《成功告訴我》、《節儉》、《身體常運動》、《吃飯時的禮貌》、《節飲食》、《室內的衛生》、《正當的娛樂》、《用國貨》、《實行新生活》、《新生活運動歌》、《新生活須知歌》、《青年服務團團歌》等。

戰時情況

抗戰開始後，新生活運動即與抗戰前有明顯分別。

思想方面，抗戰前以「四維」規範人民日常生活，戰時則強調紀律、節約和犧牲精神，要求人民時時刻刻不忘抗敵。蔣中正曾將「禮義廉恥」口號釋為「犧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此外，也將「『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1939年新生活運動五週年時，修訂成「嚴嚴整整的紀律」、「慷慷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這都是為了鼓勵軍民奮力抗戰。

此外，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抗戰時遷到漢口，到後來遷至重慶，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轉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着抗戰需要，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生活運動模範區等，都成了新生活運動工作範圍。雖然新生活運動成效於戰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生活運動組織網絡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服務提供方便，對抗戰作用正面。

終結

抗戰勝利後，中國旋即內戰，國民政府無力兼顧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總會因此面臨經濟困難。1946年2月，新生活運動總會遷回南京。

1949年，蔣中正指令：目前暫時把新生活運動一切活動，停止辦理。蔣悄悄指示總幹事黃仁霖「暫停辦理」，後來更消聲匿跡，再沒有恢復，歷時15年新生活運動無疾而終，因此有人稱「這個運動已經走到盡頭了」。

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參見

• 四維八德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 蔣介石主義
• 愛國衛生運動
• 新生活運動影音介紹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參考文獻

史料及當時論著

• Young, C. W. H., New Life for Kiangsi. Shanghai: 1935.
• 《新生活運動言論集》。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1935年。
• 《新運十四週年紀念特輯》。臺北：臺灣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1948年。
• 《蔣夫人思想言論集》。臺北：蔣夫人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1966年。
• 蔣宋美齡 著，王亞權、李萼 編纂：《蔣夫人言論集》。臺北：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1977年。
• 秦孝儀 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
•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 編：《民國二十三年新生活運動總報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
•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 編：《民國二十四年全國新生活運動》。臺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
• 新生活叢書社：《新生活運動須知》。南京：出版者不詳，1935年。
• 蔣介石 等 著、貝警華 編：《新生活論叢》。上海：青年出版社，1934年。
• 蕭繼宗 主編：《新生活運動史料》（革命文獻第68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5年。

論著及研究

英文書籍

• Ch'en, Han-ming, New Life for Kiangsi. Shanghai: The 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1935.
• Thomson, James C.,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英文論文

• Bhattacharyya, A.K：《Regeneration of China on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以新生活運動所根據的原則求中國的復興》）。載《珠海學報》16期，1988年10月。
• Dirlik, Ari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4, Aug. 1975, pp. 945–980.
• Federica Ferlanti,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1934–193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4 no.5 (Sep., 2010), pp.961-1000

中文及中譯書籍

• 【美】費正清、費維愷 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上）。臺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99年。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 劉健清、王家典 等 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關志鋼：《新生活運動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ISBN 7806159592

中文及中譯論文

• 雷祥麟：《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民國100年12月），133-177。
• 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6月。
• 何思瞇：《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之研究（民國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載《國史館館刊》復刊第9期，1990年。
• 卓心美：《新生活運動在倫理教育上的意義與價值》。載《近代中國》54期，1986年8月。
• 林頌華：《試論新生活運動的特點與效用》。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2，1995年5月。
• 段瑞聰：《抗日戰爭時期之新生活運動》。載《近代中國》131期，1999年6月。
• 張天任：《抗戰時期的新生活運動（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載《近代中國》48期，1985年8月。
• 曹藝：《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精神總動員試析》。載《民國檔案》，1999年2月。
• 程明修譯述：《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的思想背景》（簡譯自段瑞聰：《新生活運動の発動の背景について—思想的側面を中心に—》）。載《視野—德國敏斯特大學台灣學人季刊》，第三期，年份待考。
• 鄧元忠：《新生活運動的政治意義闡釋》。載《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1928-1937》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 謝早金：《新生活運動的推行》。載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八輯．十年建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 關志鋼、趙哲：《試論新生活運動之緣起》。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 關志鋼：《新生活運動「復古論」析》。載《江漢論壇》，1998年11月。

其他有關之中文著作

• 鄧文儀：《蔣委員長與新生活運動》。載《文藝復興月刊》第141期，1983年4月。
• 蕭行易：《先總統 蔣公與「新生活運動」》。載《國魂》497期，1987年4月。
• 關國煊：《新生活運動五十周年紀念》。載《傳記文學》44：3，1984年3月。

日文論文

• 段瑞聰：《新生活運動の組織構造と人事—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九三七年七月—》，載《法學政治學論究》，第34號，1997年9月。
• 段瑞聰：《新生活運動の発動の背景について—思想的側面を中心に—》，載《法學政治學論究》，第28號，1996年3月。
• 段瑞聰：《蔣介石の権力の浸透と新生活運動—一九三四年を中心に—》，載《法學政治學論究》，第38號，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