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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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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图蒙古语ᠬᠤᠲᠤᠭᠲᠤ, hütügtü藏语ཧོ་ཐོག་ཐུ།威利转写ho thog thu藏语拼音Hotogtu;又作“呼土克图”、“胡土克图”)是清朝中华民国初年对一部分高级藏传佛教转世喇嘛所封的职衔,其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高于一般的转世喇嘛,这一职衔现已不存在。清朝时是五等喇嘛职衔中的最高等。

词语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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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语“呼图克图”最初的意思是“福有、有福的”,派生自ᠬᠤᠲᠤᠭ/хутаг(hütüg,“福、禄”)[1]。呼图克图是蒙古语“ᠬᠤᠲᠤᠭᠲᠤ/хутагт”的汉语音译。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各部,“呼图克图”逐渐变为一种藏传佛教高僧职衔。因为在不同时期该词的意思有变化,所以该词在各类汉语书籍中有“圣者”、“有寿”、“化身”等不同意译。现分别述之。[2]

八思巴“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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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中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建立了和元朝的关系。第五代萨迦派祖师八思巴元朝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管理元朝全国的佛教以及藏族地区的事务。蒙古语把“八思巴”译成“呼图克图”,并合称“呼图克图八思巴”或者“八思巴呼图克图”。这令“呼图克图”一词获得了新的含义,与藏语“八思巴”、汉语“圣者”互译,成为了一个佛教术语。[2]

元朝有14位来自藏区的高僧担任过帝师。其中除了“八思巴”一词意为“呼图克图”并且有合称外,其他各位帝师无论名字的含义还是名字前后都无“呼图克图”。[2]

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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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年5月,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授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封号,授予东科尔呼毕勒罕喇嘛“呼图克图”封号。这是首次赐予转世喇嘛“呼图克图”封号。在这些封号前,还经常冠有“迈达里(梵语Maitreya,即弥勒佛/未来佛)”、“满珠锡里(梵语Manjusri,即文殊菩萨)”或“瓦齐尔巴呢(梵语Vajirapani,即金刚手菩萨)”。可见,呼图克图作为佛或菩萨的化身,其宗教地位高于一般的转世喇嘛。[2]

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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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了许多藏传佛教喇嘛,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外,依次还有呼图克图诺门罕班智达堪布绰尔济以及国师禅师等。《钦定理藩院则例》的“呼图克图职衔名号定制”中称:“凡呼图克图、诺门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系属职衔。国师、禅师系属名号。”可见在清朝,“呼图克图”是上述五个职衔中最高的一等。[2]

清朝册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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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这一职衔的授封权力掌握在清廷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手里。凡属“呼图克图”者,均载于理藩院的册籍,且其转世须经清朝中央政府的承认和加封。清朝共有158位呼图克图在理藩院注册。[3]

中华民国册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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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初年仍承认清朝所封的呼图克图的封号。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8月公布《蒙古待遇条例》规定:“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此后又相继颁布了《各呼图克图第一次来京川资条例》、《喇嘛洞礼经班事宜》等。中华民国政府还对章嘉呼图克图等一大批呼图克图加封名号、赐予银钱。

呼图克图的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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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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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位重要,故清朝对“呼图克图”的转世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首先,由于“呼图克图”均为朝廷所封,所以其转世由朝廷保障。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载《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八 喇嘛事例三·增纂·指认呼弼勒罕定制》:

一、各处之呼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弼勒罕,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弼勒罕之寻常喇嘛已故后,均不准寻认呼弼勒罕。

其次,“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清朝称之为“呼毕勒罕”或“呼必勒罕”、“呼弼勒罕”)认定须通过金瓶掣签

乾隆帝1792年在《喇嘛说》中称,“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清朝梁章钜 《称谓录·喇嘛》:“当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于佛前诵经祈祷,广为访觅,各指近似之幼孩,于佛前纳穆吹忠,择一聪慧有福相者定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传袭其号,以掌彼教。”

乾隆朝起规定,“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须通过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来确定。此前,呼图克图的转世一般通过占卜等方式确定。这些方法容易被人为操控,以致弊端丛生。《喇嘛说》对于此种弊端多有揭露,比如该文称,“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土谢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

为此,乾隆帝在《喇嘛说》中称已下旨规定包括呼图克图在内的大喇嘛转世金瓶掣签办法,

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

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称,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部分称:

以黄教行于蒙古、唐古特者曰喇嘛:凡喇嘛,有驻京喇嘛,有藏喇嘛,有番喇嘛,有游牧喇嘛。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识转生于世曰呼毕勒罕,皆入名于奔巴金瓶而掣定焉。有证,则疏闻以候钦定。颁喇嘛之禁令。

但是实际上呼图克图转世使用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的次数并不多。[4]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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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10日制定的《喇嘛转世办法》中称,

第二条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呼毕勒罕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毕勒罕,其向不转世之喇嘛圆寂后,均不准寻认呼毕勒罕。

……

第五条 依照前条规定掣定之一人,即为某某喇嘛之呼毕勒罕,由掣定人员报请蒙藏委员会查核转呈备案,并咨行该管长官转饬知照。

第六条 前条所称某某喇嘛之呼毕勒罕,应依照左列手续将呼毕勒罕字样裁撤,始为次辈某某喇嘛。

达赖、班禅赐封以及活佛获封呼图克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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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清朝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封的“呼图克图”职衔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清朝末期之后也将“呼图克图”作为名号封给藏传佛教活佛。比如清末民初三世策墨林由于任西藏摄政时功绩卓著,故被达赖喇嘛赐封“呼图克图”。[5]民国35年(1946年)初,摄政达扎活佛在“西藏国民大会”上自封“杰布呼图克图”名号,开创了西藏历史上自封呼图克图的先例。[6]宁玛派活佛噶热喇嘛来到中国内地后,国民政府允其以“诺那呼图克图”名号成立驻京办事处。[7]

一些并不属于任何活佛系统的高级喇嘛,也获得了“呼图克图”之号。比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自己49岁的发运年时,授予达巴·洛桑丹增·晋美旺秋“班智达热呼图克图”封号,但达巴实际上并非活佛。[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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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蒙古语文研究所, 内蒙古大学. 蒙汉词典.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682. ISBN 978-7-81074-000-5 (中文). 
  2. ^ 2.0 2.1 2.2 2.3 2.4 贺其叶勒图,藏传佛教呼图克图职衔考释,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第37-44页
  3. ^ 李德成,藏传佛教与北京,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 84 页
  4.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關於轉世的公開聲明 2011/09/24. [2011-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2-08). 
  5. ^ 郭方忠、张克复、吕靖华,甘肃大辞典,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
  6. ^ 陈庆英,西藏历史,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7. ^ 罗同兵,诺那活佛的几个重要史实略考,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
  8. ^ 扎什伦布寺历史编写小组,昂钦达巴堪布史略,载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拉萨: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39-44页